2007年1月19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召开了“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恳谈会”,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引起与会人士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与强烈共鸣。徐光春书记首次对中原文化做全面、准确、系统、深刻的解读。他就中原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主要内容、显著特点和及其重要的作用做了扼要介绍。以下为部分内容。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表层看,她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深层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具体讲,她包含以下十七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中原的史前文化,时间久远、内容丰富、领域广泛。8000年前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在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和陶器,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以及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出土文物近5000件,特别是出土的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的酿酒遗物,被美国人配方复制后,产出了9000年前的古酒,引起世界轰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磨光石器,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我们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河南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文化遗存。由此能够看出,史前文化在河南发现不只一处,也不只是少数、若干处的几件历史遗存,而是连续的、有规模的历史遗存。这些都充分表明河南在整个史前文明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也足以说明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起步的地方之一。
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里。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我省发现的龙文物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最为正宗。
濮阳蚌龙距今6400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中原和全国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少与龙有关,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吃龙须面,端午节赛龙舟等。这些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就是龙。从中原大地产生并完善的龙形象,目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历史上的中原大地长期是政治角逐、政权更迭、政体演变“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大舞台,发生了难以数计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黄帝是公认的先祖,开创了初始的政权制度,建立了国家治理的雏形。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夏、商、周的世袭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交往与联盟等政治行为,不断地推动政体的发展,开启了封建社会的先河,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封建制度。从夏朝到宋代3000多年间,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几度形成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开封、洛阳、安阳、郑州四个。中国自古“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就是由此而来。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各种文化背景不一样,崇拜也不一样,印度崇尚动物,希腊和埃及崇尚神,中国非常崇尚圣贤。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中原,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圣人,而且名气很大。比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律圣朱载癱等,他们不仅以其伟岸的人格为人们所敬仰,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维,创制了一大批经典著作,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阐述了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韩非子提出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思想,都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也在普通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
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也是百家思想集大成者。孔子是儒学的开山人物,虽然出生在山东,但祖籍是河南,而且孔子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洛阳人程颢、程颐开创的宋代理学,又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峰,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家思想的老祖宗老子,是河南鹿邑人,长期生活与活动在河南,《道德经》就是在河南写的。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是河南人。总的来看,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许多杰出人物如伏尔泰、狄德罗、托尔斯泰、布莱希特都曾受到《道德经》的影响。托尔斯泰直至暮年还在阅读《道德经》,他说孔子、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名流是一个以圣人为顶峰的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圣人肯定是名流,但名流未必是圣人,名流的外延要远大于圣人。名流以其文化素养、文化格调和文化创造影响着社会,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效应和文化风尚。中原历史名人辈出。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历史人物5700余人,其中河南籍的历史名人为912人,占总数的15.8%。唐代留名的2000多名作家,河南居两成。在中原名流中,既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也有社会贤达和社会名士,如纵横家张仪、苏秦,兵家吴起,政治家子产、李斯、张良、晁错、司马懿、姚崇、赵普等等。尧舜时代的贤士许由,坚辞帝尧的禅让,被奉为隐士的鼻祖。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主要在河南焦作一带活动,其中阮籍、阮咸、山涛、向秀都是河南人。这些名流对社会历史进程或者社会风尚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
河南是一片仰慕英雄、产生英雄的土地,也是热爱英雄、造就英雄的热土。中原儿女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的英雄谱,如灿烂画卷,光耀神州。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歌颂英雄的神话传说,都产生流传在河南。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是河南登封人。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河南虞城人,其义举令世人赞叹不已,甚至美国人也将其英雄故事搬上银幕,全球传播。河南邓州人、唐代名将张巡在抵御叛军中,坚守睢阳,“守一城,捍天下”,被后人奉为神灵。宋代的包拯权知开封府,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惩恶扬善,成为世人景仰、万代传颂的“包青天”。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是河南汤阴人,其“精忠报国”的壮志、“还我河山”的呐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情,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抵御外侮、报效祖国。这些英雄们,历来都是人们尊崇、歌颂的对象。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就是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远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时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唐代洛阳城内的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最早的“市长”。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北宋时的汴京(今开封),当时人口达到150多万,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而欧洲最古老、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伦敦当时只有5万人。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400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科技文化比较发达,具有内容的广博性、发明创造的实用性、历史发展的传承性等特点。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其冶铸技术和工艺不仅达到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水平,就连现代人也叹为观止。三门峡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铜柄铁剑,为目前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被誉为“华夏第一剑”。郑州发现的汉代冶铁高炉,为世界上最早的椭圆形高炉。东汉河南人杜诗发明的“水排”鼓风技术,较欧洲早1000余年。陶器、瓷器最早也出现在河南。“仰韶彩陶”造型精美,“唐三彩”驰名中外,钧瓷色彩缤纷,汝瓷古朴典雅,不仅都代表了历史上瓷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而且具有极高的美学艺术价值。常言道,“家有财产万千,不如钧瓷一件”,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被誉为“科圣”的东汉太史令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西方早1700年;创立的“浑天说”,比同时代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宇宙理论”先进得多。唐代河南人僧一行,不仅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计时器,而且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早1000年提出了“恒星自行”的观点,他与同行们进行了世界上首次子午线实测活动,因此而成为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里程碑。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在中原孕育而发明的。
中原医学文化以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黄帝被后人公认为中医药的创始人,战国时期编著的《黄帝内经》至今仍是中医学工作者必读的指导性医学著作。东汉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中医经典专著,被誉为“中国医方之祖”。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保留有北齐时期完整的中医药方118个,治疗的病种达37个。这些药方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北宋都城开封设有“尚医局”、“御药院”、“药密库”、“太医局”、“翰林医宫院”等机构,设置之全在当时首屈一指。在“医宫院”放置的制作精细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可以说,中医药文化起源于中原,中医药大师荟萃于中原,中医药文化发达于中原,中医药巨著诞生于中原。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并对朝鲜、韩国、日本等国文字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连续4000多年的汉字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原汉字史,汉字的产生及其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几乎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在河南;第一套完善的汉文字系统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帮助秦始皇“书同文”、制定规范书写“小篆”的李斯,是河南上蔡人;编写世界第一部字典、归纳汉字生成规律、统一字义解析的文字学家许慎是河南漯河人,他在家乡完成了《说文解字》这部汉文字学巨著;至今我们还在使用的规范性字体“宋体”字产生在河南开封,著名的活字印刷术也发生在这里。
河南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尚书》,是经过东周洛阳的史官整理成书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属于今河南省境内的作品有100多篇,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以上。鲁迅说过,在秦代可称之为作家的,仅河南上蔡的李斯一人。汉魏时期,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说。洛阳贾谊开骚体赋之先河,张衡《二京赋》则为汉大赋之极品,贾谊、晁错将西汉政论推向巅峰。汉魏时期的“建安七子”中的阮蠫、应都是河南人。左思的《三都赋》名动天下,留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宋词的故乡在开封,“梁园文学”的主阵地在商丘,都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东晋以后,河南大族南迁,以谢灵运的山水诗、江淹的抒情赋为代表的中原文人作品,推动了江南文学的繁荣。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中,河南有其二。“诗圣”杜甫是河南巩义人,他以沉郁顿挫的笔锋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其诗歌被赞为“诗史”;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诗人白居易是河南新郑人,他创作的《长恨歌》、《琵琶行》成为千古传诵的佳篇。“文起八代之衰”的孟州人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达到了中国散文的高峰。岑参、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河南人,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跻身于著名诗人之列。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其中“释”(即佛)、“道”都属于宗教文化,其繁荣发展都与河南息息相关。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被奉为鼻祖的老子李聃是河南鹿邑人。登封中岳庙是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济源的王屋山为道教“十二洞天”之一,是唐代著名道长司马承祯携玉真公主出家修道的地方。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就在河南洛阳。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佛教三大艺术宝库之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推动佛教信仰大众化的净土宗祖庭就在开封相国寺。标志着佛教文化中国化初步完成的“禅宗”,其祖庭就在嵩山少林寺。在佛教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鼎鼎大名的玄奘法师,是河南偃师人,也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也在登封嵩山脚下。
中原地区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斑斓多姿,集中体现在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生产活动、礼仪、信仰、节令、集会等各个方面。西周时期在中原形成的婚仪“六礼”,逐步演化为提亲、定礼、迎娶等固定婚俗,并延续至今。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岁时风俗,如春节祭灶、守岁、吃饺子、拜年,正月十五闹元宵,三月祭祖扫墓,五月端午节插艾叶,七月七观星,八月中秋赏月,九月重阳登高等等,大多起源于中原,并通行全国。中原民俗还创造了民间的生活形态和艺术品,太昊陵庙会、洛阳花会、信阳茶叶节、马街书会、开封夜市等古代的民间节会至今不衰,开封的盘鼓和汴绣、朱仙镇木版年画、南阳玉雕、濮阳和周口的杂技等民间艺术享誉中外。中原因其“中天下而立”,民俗文化广泛影响了周边地区乃至华夏和世界华人族群。比如饮食方面,广东人在豆腐上挖个洞,填满肉馅,蒸熟后食用,其实就是客家人从中原带去的吃饺子风俗的变异。中原民俗的广泛影响可见一斑。
武术文化又称功夫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原武术文化技冠天下,德播神州。“天下功夫出少林”之说,形象地表明了少林武术在中国武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历史传奇,帮助戚继光抗倭立功的光辉业绩,使少林寺遐迩闻名,成为中华武术的荟萃之所、流播之处、发扬光大之地,使“少林”成为中国武术的品牌,成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品牌。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创立的太极拳,是中国武术文化的又一重要流派,以刚柔并济为特征,以强身健体、修心养性为主旨,已推广到五大洲,成为上亿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中华姓氏无论肇始与大量衍生都与中原关系密切。《中华姓氏大典》中的4820个汉族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有1834个,占38%;在当今的300大姓中,根在河南的有171个,占57%;在依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列的100大姓中,有78个姓氏的源头与部分源头在河南,无论是李、王、张、刘为代表的中华四大姓,还是林、陈、郑、黄为代表的南方四大姓,其根均在河南。近年来,我们以“万姓同根,万宗同源”为主题举办姓氏文化节,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认可与响应,在全球华人中掀起了寻根到河南、朝觐到河南、拜祖到河南的热潮。姓氏文化是河南独有的文化现象。
从中原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原文化的确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光辉灿烂。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主要特点:
就是说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人类记载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到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都发生在河南。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同样发端于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而生成于河南的。
第二,原创性。就是说中原文化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无论是元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建构,还是汉文字和商业文明的肇造,乃至重大科技的发明与中医药的重大发现,都烙下了中原文化的胎记。《易经》、《道德经》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发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黄帝“都有熊”置百官和李斯提出的郡县制,确立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模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衡的浑天仪,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三,包容性。就是说中原文化具有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考古人员发现,20万年前南北文化就交汇在中原一带。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融合更为深化。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点。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开放性。就是说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集中表现在:一是辐射各地。如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其核心思想都来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唐代的河南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就极大地影响了潮汕文化。二是化民成俗。中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礼仪规范常常被统治者编成统一的范本,推广到社会及家庭教育的逐个环节,从而实现了“万里同风”的社会效果。三是远播异域。秦汉以来,中原文化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向东向西广泛传播,不仅影响了朝鲜、日本的古代文明,而且开辟了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班超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等历史记载,都书写了中原文明传播的壮丽画卷。从北宋开始,中原文化凭借当时最发达的航海技术,远播南亚、非洲各国,也开辟了世界文明海路传播的新纪元。
第五,基础性。就是说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处于主体、主干的地位。中原文化在与其它文化不断的融合交流中,自身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催生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原文化的重大民俗活动,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正如一名著名考古学家所说:中原以外的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这些外围的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是花心。正是花心的不断绽放,才形成了中华文化这朵绚烂的文明之花。
正是中原文化的上述特性,决定了中原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认识作用。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透过中原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原发展,并从中总结出社会前进的有益借鉴。与此同时,中原文化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例如格物致知、有无相生等朴素精辟的思想,仍是我们今天认识事物、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又如,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对许许多多规律性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其次是引领作用。长期以来,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近古以来,中原文化的文化理想甚至远播西方文明而绽放出瑰丽的文化魅力。《马可波罗游记》对当时和谐的东方国度的赞誉,至今还为人们称道。中原文化在精神层面建构的文化理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气度,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尊道贵德的理性气质,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怀,中庸辩证的思维理路,在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人为灾难频繁发生的今天,不仅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建设的美好理想,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建设、人格完善,对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仍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其三,推动作用。就是说中原文化产生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周朝的“封邦建国”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荣,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庆历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递进。从殷商王朝对商业经济方式的自觉选择,到以宋朝交子、汇票等为标志的商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极大发展,实现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先后创造了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新技术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原文化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实现了文字载体的新突破,北宋毕的活字印刷迎来了铅与火的新时代,开创了知识传播的新纪元;成熟于宋代的火药,把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指南针导致了航海技术革命,为近代文明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中原文化就如一台功能强大的引擎,从不同的方面不断把中华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车轮推向前行。
■第四,支撑作用。就是说中原文化具有对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维系、智慧成果的传承功能。一个民族是要有精神的,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就如同一盘散沙。中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激励鞭策人们奋发向上的神话故事,还是岳飞报国、木兰从军等宣扬爱国主义的文化母题,都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仍然给我们以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精神,尤其在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无不成为支撑全民族的坚强力量。中原文化所包含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治国思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伐城”等军事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中原文化正以其无可比拟的系统性、丰富性、完整性,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智力支撑。
第五,凝聚作用。就是说中原文化固有的向心力在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的聚合作用。中原文化是广泛吸收众多民族优秀品质而成的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团结和谐、爱国统一始终是她倡导的主题。千百年来,一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海内外华人,报效国家、热恋故土等炽热情怀成为全球华人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追求。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干文化,长期以来就是海内外华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大家无论身在何方,都有“常回家看看”的心理愿望。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和周口姓氏文化节的成功举办,正是中原文化这种特有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的生动展现。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中华民族无论怎样一波三折,甚至分分合合,但维护团结、追求统一的历史主流始终没有改变。
解读中原文化,我们不难看出,历史上的河南之所以能够长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中华崛起的高地,与根深叶茂的繁荣文化是分不开的。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后,我们要实现中原崛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开发我们的文化,发展我们的文化,创新我们的文化,要把我们丰富的文化资源变为强大的文化力量,促进又好又快发展,推动中原崛起。所以省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这两个跨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特别是随着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只有把这两大跨越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加快中原崛起的进程。这次我们举办“中原文化香港行和2007年豫港贸易洽谈会”,实际上就是要充分展示中原文化的魅力,发挥中原文化的潜力、增强中原文化的吸引力,形成推动中原崛起的新动力。为此,我们将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坚持用科学理论引领中原崛起,用人文精神凝聚中原崛起,以文化产业支撑中原崛起,以人才智力支持中原崛起,以创新文化推动中原崛起,全面提升中原文化的引领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实现中原崛起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智力支持和不竭动力。现阶段,我们首先要把家底摸清,弄清到底有多少文化的“金矿”、“银矿”、“铜矿”、“铁矿”。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启动,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文化资源的普查,一俟普查结束我们就制定开发利用的规划。从当前掌握的情况看,我们至少有以下八大产业可以很好地发展,这就是传媒出版、文博会展、文化旅游、功夫娱乐、影视动漫、戏曲演艺、书法绘画、网络创意等八大产业。我省的这八大产业都是省委、省政府下一步将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无论从资源禀赋看,还是市场潜力看,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可期的经济效益。比如书法绘画,我们商丘市有一个王公庄村,家家户户画老虎,一年卖画四百万。我们的开封市多数成年人都是书法爱好者或者是各级书协会员。书法绘画在河南不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全国领军人物,现任的中国美协主席和中国书协主席都是我们河南人。再如功夫产业,少林功夫影响已经波及世界,来自国内外学习武术的学员仅登封一地就有10万多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时专程拜访少林寺。陈氏太极拳也已经走出国门,开始在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设馆收徒,吸引了大量国外的年轻人。河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由此可见一斑。在此,我真诚的欢迎香港的企业家和有识之士到河南去看一看,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河南文化产业的开发中来。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措施有力,有9800万勤劳智慧的中原儿女的奋发进取,有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海内外朋友的热情参与,中原文化就一定能够迎来发展的春天,就一定能够放射出更加瑰丽的光彩,成为推动中原崛起的强大动力。
方润华(协成行董事总经理):我的祖籍是河南禹州。3年前,我亲身感受了河南的巨大变化。中原文化是多方面的,徐书记今天就给我们讲述了她的博大精深。我一直教育自己的儿女和身边的人,让他们了解中原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多到河南看看,帮助河南做点工作。
杨力民(河南省政协委员、麟德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天徐光春书记以深厚的感情,带领我们畅游了中原文化长河。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我的心情:纵览中原文化历史,领略民族文化精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所以,让我们的农民先富起来,我觉得在“中原文化”这篇大文章里要做和能做的事情很多。我是研究旅游经济的,我今天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很想在这方面为河南出力。
曾文仲(全国政协委员、沿海绿色家园集团主席):我从小在英国长大,所以对中原文化不太了解。我今天听了徐书记的介绍感受很深。你们的资料都有中英文对照,也让我感觉非常好。一个人如果不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就不会真正有自己的尊严;一个民族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文化,那么整个民族就会没有自己的尊严。所以,今天我听了徐书记的这个讲线世纪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感到有深刻的启迪,也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和推动。
马逢国(全国人大代表、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听了徐书记的介绍,使我对中原文化有了更多的认知。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原文化宣传好,对内可以增强自信心和凝聚力;对外可以加强我们的影响力,对提升我们的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当年曾经满世界推介宣传影片《少林寺》,所到之处,反响极其热烈,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如何把中原文化做得更好,我觉得应该非常注重利用媒体的宣传形式进行现代的包装,要让大家乐于接受,这是其一;其二要提升中原文化的内涵,大力发展旅游业;其三是要创新思维,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发展和创新。河南推出的《风中少林》就是很好的例证。
费斐(全国人大代表、斐然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今天的恳谈会是这几年以来我感受最深的一次,也是最别开生面的一次。因为我们不讲钱,不讲GDP,而是去讲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这一下子就深深吸引了我们,在感情上有了强烈的共鸣。我觉得,如果能够把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保持、发扬,今天经济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可能会比较好、比较快地解决。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的演艺事业要向国际方面去发展,要有国际视野;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决舍弃那些庸俗化的东西。其实我们要吸收的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把两种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不能丢掉我们传统的东西。希望这里的全国人大代表也好,全国政协委员也好,为河南的发展助上一臂之力。
陈万雄(香港联合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从小我就知道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后来,由于我去了海外,对中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造成这种情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最近十年来,西藏文化、西南文化、草原文化等等在海外引起相当大的影响;另一个是河南文化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没有新的诠释和新的理解,也没有新的演绎方法,这让海外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很难理解。举个例子,以前香港人对敦煌非常不熟识,自从出版过《敦煌全集》之后,全香港都了解了敦煌。河南从文化方面向海外对自己进行介绍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通过媒体用现代的表达手法去表现中原文化已经是时候了,因为海外中国人真的对中原文化很欣赏。
张信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我们讲话里常常用到文化积淀这个词,什么是文化积淀呢?考古学家认为,古的文化在下面一层,新的文化在上面一层,这就是积淀。由于这个积淀的关系,河南的文化积淀应该是一个宝藏。我觉得文化对于人们的意识,对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著名教授亨廷顿认为,凡是有文化积淀的国家,当它想要发展的时候,文化就会起作用。他把1966年的加纳跟1960年的南韩做相比,那个时候这两个国家发展水平差不多,到了2002年的时候,韩国超过加纳不知道多少倍,之所以如此,原因是韩国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
郑坤生(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我对河南的感情比较深,但了解不是太深。今天听徐书记一讲,我想,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河南从文化大省变成文化强省,未来肯定会很美好。改革开放20多年,河南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现在从文化上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一般层次了,而且通过文化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个要对河南多加宣传,特别是文化的东西。在座的各位朋友应该多去河南,多宣传河南;第二个,河南要把文化当作产业来开发,来支撑文化的宣传,像出版业、电影业、书画、演艺各方面要好好开发。希望各位能够支持河南文化产业的开发,让我们的中原文化走向世界,共同推动河南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